印巴分治的悲剧与甘地之死

摘要: 甘地78岁时一天到晚指责印度政府日益腐败,尼赫鲁巴不得他赶紧死掉才好。甘地呢?他其实也希望自己赶紧被人刺杀。他已经年老,由于常年素食、绝食,身体已经变得十分衰弱,弄不好随时会挂掉。如果他死了,他的理念很快就会被人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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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甘地78岁时,一天到晚指责印度政府日益腐败,尼赫鲁巴不得他赶紧死掉才好。甘地呢?他其实也希望自己赶紧被人刺杀。他已经年老,由于常年素食、绝食,身体已经变得十分衰弱,弄不好随时会挂掉。如果他死了,他的理念很快就会被人淡忘。如果被人刺杀,意义就完全不同:这会在甘地的信徒中间激发起强烈的宗教情感,那么他的理念就会被最大程度地传承下去。甘地被刺后被正式封神,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印度精神的一部分。

1857-1859 年的印度大起义中,穆斯林士兵打响了反抗英国统治的第一枪,英国入侵阿富汗战争中,英印军中的穆斯林士兵也屡有倒戈的情况,因此英国殖民者将穆斯林视为他们在南亚统治的臣民中最危险的一部分,严加防范。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英国殖民者又将穆斯林视为可以牵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力量,为他们设立了一些相对独立的选区。但英国殖民者还是有意维持两者之间的势力均衡,并不希望两个群体之间出现仇杀。

早在印度“孙中山”蒂拉克掌握国大党最高权力之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并没有太明显的分歧,大家团结一致,共同为了民族独立而奋斗。但是在1920年甘地掌权之后,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没错,甘地是说过宗教平等,但是在他心目中,有些宗教要比其他宗教更“平等”。1920年代末期,甘地委托国大党前主席莫迪拉尔·尼赫鲁(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跟周总理谈笑风生,却又转头发动中印战争的尼赫鲁的老爹),起草国大党的新党纲。一开始,老尼赫鲁答应印度穆斯林精英,在中央立法机关内为穆斯林保留三分之一的席位。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这个数字缩减到了四分之一。而且还拒绝为印度穆斯林人口大邦旁遮普和孟加拉保留席位。不仅如此,他还轻蔑地表示,这群货“丢点面包渣就能安生了”。这种态度,直接导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合作的破裂,并为将来的印巴分治埋下隐患。

甘地和尼赫鲁虽然在是否在印度实现工业化、是否进行暴力抗争等方面存在分歧,但是对于印度教独大,歧视其他宗教的态度上,却是完全一致的。甘地把国大党带成了一个印度教徒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组织。到30年代中期,国大党里只有3%的成员是穆斯林,远远小于印度穆斯林10%左右的人口比例。

甘地造成的国大党宗教歧视政策,导致其在印度教徒选区拥有极高声望,但在穆斯林为主的地区获得支持甚少。

印度穆斯林的领导人、全印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后来的巴基斯坦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Jinnah,Mohammed Ali),早年也是一个国大党人。直到1938年以前,真纳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位民族主义的印度人,认为每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都应该不计较政党或教派,而为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出力。他在集会上曾说:英国统治印度,并且继续维持统治,主要因为印度人民尤其是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不能团结一致,缺乏相互信任。我可以说,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团结之日,就是印度实现自治领责任政府之时。

年轻时的真纳

真纳一再要求在国民大会中给予穆盟适当的席位,却一再遭到甘地和尼赫鲁的拒绝。甘地和尼赫鲁将穆盟看做是少数信仰伊斯兰教的大地主的小圈子,而国大党是代表全体印度人民,在群众基础上穆盟跟国大党根本没法比。但实际上,国大党自己也只是一个精英俱乐部而已,而穆斯林联盟的群众基础是在不断扩展之中。这种不做调查研究,却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使得甘地和尼赫鲁对穆斯林联盟不屑一顾。

甘地与尼赫鲁的这种傲慢与偏见,与国民党右派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前的态度不谋而合。当时的国民党右派认为,国民党代表了中国的各个阶层的利益,而共产党只是代表了最贫穷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根本不具备普遍代表性,因此清党分共合情合理。中国国民党右派的刚愎自用与残忍暴行,导致国共分裂,最终自己转进到了台湾岛,同时造成国家分裂。印度国大党虽然保持了主体地位,但是国家分裂成为必然。

1937年,尼赫鲁担任了国大党党魁,穆盟寻求两党合作,在北方邦勒克瑙(Lucknow)建立联合政府。尼赫鲁傲慢的回应:“我个人相信,我们与全印度穆斯林联盟之间的任何盟约或联盟都是非常有害的。”

甘地和尼赫鲁的傲慢态度,使得真纳对于与国大党达成合作丧失了信心,不再一味寻求政治妥协,而是努力寻求扩张势力,打算用政治实力逼国大党妥协。二战爆发之后,国大党高层反对英国总督参战,要求其在各省政府中的党员辞职,这就造成了一个权力真空,而真纳则抓住这一外部环境变化的良机,支持英国参战,穆盟的政治势力填补了国大党留下的权力真空,影响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张。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也是抓住日军侵华的机会,通过坚持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极度弱小的地位发展壮大,到抗战胜利时,已经拥有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实力。

1940年1月,真纳提出,印度穆斯林既是一个教派,也是一个民族,应同印度教徒一起共同分享管理国家的权利。真纳根本没有提及“巴基斯坦”这个词,也没有提及独立,只是说应当给予穆斯林适当的政治地位,独立之后国大党应当与穆盟联合组建政府。

甘地和尼赫鲁则依然坚持印度并没有民族冲突,认为国大党已经很好地代表了民意,独立后的印度应当是国大党一党执政,拒不承认穆盟的政治地位。

在甘地的意识形态中,他极度自信地认为,印度斯坦族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民族,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有连续的身份认同和族群间的和谐。既然民族统一性早就已经存在,国大党无非就是这种民族统一性的工具,真理在握,而一小撮穆斯林政客是这种统一性的破坏者,真纳就是导致印度分裂的罪魁祸首。1943年7月,国大党甚至派出刺客去暗杀真纳,幸好真纳身手敏捷,躲过了要害。

这种唯吾独尊,他人都是渣的迷之自信,实在令人感到匪夷所思,而这种历史认识也与事实相去甚远。南亚历史上就没有大一统的概念,印度教也从来没有把南亚各民族捏合成统一的国家,在英国人入侵之前,印度教徒们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受制于穆斯林建立的莫卧尔王朝。英国殖民者改变了这种族群关系,让印度教徒的地位有所上升。但甘地制造的民族神话麻醉了国大党领导层,他们傲慢地认为,自己已经代表印度整体,所以无需对穆斯林联盟作出让步。

独立之前,国大党都是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怎么能让印度穆斯林相信,独立后的国大党政府,会公平公正地对待没有政治话语权的穆斯林呢?更何况,国大党居然使出刺杀手段来对付穆斯林的领导人,只会使得仇恨与隔阂越来越深。如此欺人太甚,泥菩萨也有三分火性啊!更何况,伊斯兰教本来就是一个战斗性极强的宗教。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的政治对抗已经无可避免。

从刺杀中死里逃生之后,真纳开始表露出明确的分治倾向。他说:“印度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他只是画着的一个国家,我要吃牛肉,印度教徒不让我杀牛。而一个印度教徒每次与我握完手后就要去洗手。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英国人的奴仆。”言下之意就是,一旦英国的统治不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没有任何理由呆在同一个屋檐下了。

1944年甘地与真纳会谈

真纳的话,说出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难以相处的情况。但实际情况要比这更加复杂和深刻得多。一方面,伊斯兰教宣扬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皈依伊斯兰教的绝大多数,来自于原来信仰印度教的贱民。加入伊斯兰教以后,他们的社会地位迅速得到提高,摆脱了昔日下贱种姓的屈辱地位。这就冲击了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和不平等。另一方面,就是经济上的不平等。19世纪40年代,在全国各地,印度教徒几乎掌握了全部高利贷行业。这是因为他们办事干练,也由于古兰经严禁穆斯林从事金融贸易。因此,穆斯林往往受到印度教徒的盘剥和奴役。印度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矛盾,实际上仍然是阶级矛盾,这就与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阶级矛盾,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

1945年6月,甘地等国大党领导人被从监狱里放出来。在当年冬季的选举中,他们很惊讶地发现,真纳在二战期间已经大大扩张了穆斯林联盟的力量,穆斯林联盟在印度穆斯林中的地位,已经相当于国大党在印度教徒中的代表地位,所谓“国大党代表全体印度人民”,已经成为了拙劣的谎言。

此时的甘地已经“退居二线”,尼赫鲁成为国大党的党魁,但是甘地依然是真正的掌舵人。国大党高层本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分裂, 然而他们不可理喻的迷之自信,将主观想象当成了客观现实,长期忽视并一再傲慢地拒绝穆斯林的政治要求,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措施避免分裂的发生,他们的很多动作甚至加速了它的到来。

尼赫鲁

当分治发生的时候,国大党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证尽可能和平地分家,而是让它变成了一场失去控制的屠杀惨剧。国大党的政治低能、短视与贪欲,不仅在当时带来了空前的悲剧,而且也造成了持续至今的印巴两国之间的长期对立。 作为国大党掌舵人的甘地,对此难辞其咎。

实际上,甘地早已预见到悲剧的发生,但是他宁愿选择屠杀成为现实。在1947年,他对印度总督蒙巴顿说,唯一可能的选项就是,要么延续英国统治以维持法律和秩序,要么就是血流成河。必须面对和接受血流成河。他甚至对一位印度记者说,他宁可接受在英国人退出之后在一个统一的印度里血流成河,而不是族群分治。

从这一点上看,甘地对于他自己始终宣称的“非暴力”信仰,似乎也并不是那么虔诚。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甘地对于印度穆斯林比例过高的问题早就心怀不满,他故意推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情绪对立,一步步导向大屠杀的发生,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印度宗教的“净化”。如果再联系甘地本来就对希特勒怀着一种类似崇拜的感情,他只是对希特勒的屠杀手段表示批评,但从来没有非议过纳粹德国的种族清洗政策,那么在甘地的慈悲外表之下,隐藏着一颗对异教徒的冷血残忍的心的事实,也就昭然若揭了。

从1946年起,英国工党政府派出的内阁使团与印度各派政治势力讨论印度的自治事宜。英国的殖民统治将原来碎片化的南亚次大陆统合起来,现在撤退在即,殖民者有这样一种心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希望保留自己的“作品”的完整性。而且,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如果南亚次大陆分裂,很可能会导致苏联势力很容易渗透进来。因此,不仅是英国,美国也需要一个统一的印度。因此,蒙巴顿当时的倾向,是支持一个统一的、保留为英联邦成员国的印度。当然,所谓的统一并不是中国人通常理解的“大一统”,而是英式自由民主下相互牵制、松散涣散的统一。

印度总督蒙巴顿和国大党走得近,除了尼赫鲁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之外,还有一层私人的特殊暧昧关系:蒙巴顿的夫人埃德温娜和尼赫鲁有一腿,而且虽然蒙巴顿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子,但毫不介意,反而跟尼赫鲁关系十分融洽。

蒙巴顿

蒙巴顿乃是正宗腐国纨绔子弟,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外孙,很可能是一个双性恋,在某些圈子里还流传着“蒙巴顿的屁股”的说法。尼赫鲁也是一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接受的是正统英国贵族教育:从哈罗公学到剑桥大学,再到伦敦大学法学院。蒙巴顿也在剑桥大学上过学,和尼赫鲁之间很可能有种臭味相投的感觉,是贵族圈子里的“自己人”。尼赫鲁跟蒙巴顿夫人好上之后,蒙巴顿夫人的脾气变得温柔,蒙巴顿大概觉得这样也不错,所以三个人心照不宣地维持着这样一种奇怪的关系。美国电影《总督之屋》( Viceroys House)就把这种奇特的三角关系表现出来,曾经引发印度政府的抗议。

蒙巴顿夫人与风流倜傥的尼赫鲁 (《总督之屋》剧照)

当蒙巴顿目睹北方邦的族群仇杀之后,他意识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仇恨已经很难化解,分治或许是不可避免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分。

真纳的意图未必是分离,应该还是希望英国人从中协调,保障穆斯林的自治权利,同时又有一个权力比较弱的中央政府。艾德礼政府派遣的内阁使团制定的方案与此精神相近,但尼赫鲁不接受这个方案,认为它损害到了国大党对于中央政权的控制和对印度民族的代表,与其接受这个方案,还不如接受分治,然后在混乱中获取最大利益,也就是前面说的甘地的想法——挑起宗教屠杀,利用印度教徒人数上的优势,进一步缩小印度穆斯林的比例。

既然蒙巴顿与尼赫鲁感情那么铁,最后就采用了尼赫鲁的方案,同时,扔出一部分国大党很少染指的印度土邦,给真纳某些补偿。

印巴分治的时间定于1947年8月15日,是二战胜利两周年的纪念日,不过这个日子也将成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灾难日。分治的方法是请了一位对印度毫不熟悉的英国法官西里尔·雷德克里夫,在官方提供的地图上画出几道线,来将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开,并且分治后的地图在8月15那一天之前不会公开。这条分割线被称为雷德克里夫线(图中红线)。

印巴分治方案

采取这种日后被广为诟病的方式的理由居然是:这种方法最为公平,如果请一个对印度有所了解的人来分割,难免对其中一方有所偏颇。  于是,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口,就被这种看起来颇为儿戏的方式决定了命运。

1947年8月15日,这一天恰好是印度教的黑道凶日。印度开始了“最举世震惊的流血和复杂的场面”,正如日后艾德礼所说的“被我们丢在身后的印度掉入血海”。  从8月15日开始的六个星期,印度每天都在流血。杀人的人可能是被杀者的朋友,也有可能是陌生人。人们烧杀掳掠,犯罪似乎反而成为了一种正义。一个穆斯林只要他杀的印度教徒够多,就有可能被奉为英雄,印度教徒也是如此。在这场灾难之中,很难说是印度教徒更加丑恶一些,还是穆斯林更为圣洁一些。如果有一天上午印度教徒犯下的罪恶超过了穆斯林,那么,那天下午,穆斯林就会赶上来。

没有知道这次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蒙巴顿认为死了25万人左右,不过这个数字明显过于保守,一些严谨的历史学家推论应该有50万人蒙难,有的人甚至认为死亡人数达到了200万之巨。真实的数字恐怕是永远的历史之谜。

惨绝人寰的暴力事件发生后,甘地再一次以绝食为武器,要求人们停止相互仇杀。看起来似乎是心怀慈悲,但如果考虑到甘地其实早就认识到屠杀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一局面是他一步步推动的,那么这只不过是一种作秀而已。他既实现了通过屠杀削减穆斯林人口比例的目的,又收获了名声,避免了像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样被挂在历史耻辱柱上任人唾骂。甘地在搞国家建设方面毫无建树,但是在搞大清洗方面,却体现出了极高的马基雅维利型的政治艺术。在这一点上,现任印度总理莫迪也是造诣颇深。

让我们看看甘地的精彩表演:

由于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大量恐惧的人们为了逃离屠杀背井离乡,成为难民。由于食物匮乏、疾病流行、秩序混乱、暴力冲突等原因,很多难民死于逃亡途中,只得和死去的牲畜一起草草掩埋。

逃亡中的难民

甘地每天都去视察难民营,试图打动那些因仇恨而咬牙切齿、面容扭曲的人们,然而收效甚微。一次,在一座难民营出口处,一位男子把他小孩的尸体扔到甘地怀里,再有一次,甘地在无人护卫的情况下进入难民营,一群被仇恨激怒的人围住他的汽车狂喊乱叫。一天晚上,当甘地一如既往地在祈祷会上把《雅歌》、《可兰经》、《新约》、《旧约》与《薄伽梵歌》一起诵读时,人群中有人大叫:“以你赞美真主的名义,我们的妻子和姐妹遭到强奸,我们的兄弟被屠杀!”“打死甘地!”甘地不得不停止祈祷。尽管如此,甘地并不灰心,他每天照例去乱区视察,安抚民心,排忧解难,并照例每天举行晚祷,发表他的观点与见解,抨击人们的失去理智,谴责政府的办事不力,建议人们该如何遵纪守法,勿施暴力。

印巴分治动乱期间的难民营

印巴分治中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克什米尔(Kashmir)的归属。根据“蒙巴顿方案”的规定,印度教徒居多数的地区划归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归属巴基斯坦。但对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却规定由各王公土邦自己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保持独立。

克什米尔形势

为什么克什米尔的规定如此特殊呢?因为尼赫鲁祖上来自克什米尔,对这个地方有着某种情感关联。更重要的是,对国大党来说,克什米尔具有通往中亚门户的战略地位,获取这块穆斯林占据多数的土地,也可以让国大党在意识形态上标榜自己建立了一个跨宗教的世俗化国家,而不是像巴基斯坦这样的更具宗教色彩的国家。其结果,就是一场以维护国家完整为理由的武力扩张。

当时,克什米尔地区77%的人口为穆斯林,他们倾向加入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土邦王是印度教徒,他先是既不想加入印度,也不愿加入巴基斯坦,但最后又倾向加入印度。因此,印巴分治时,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印、巴分治后不久,双方为争夺克什米尔主权,于1947年10月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即第一次印巴战争。

10月27日搭乘军用飞机进入克什米尔的印军

尼赫鲁虽然始终追随着甘地,但是他跟钱德拉·布斯、蒂拉克等人一样,始终希望印度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印度的富强。现在他作为甘地指定的接班人,成为了国大党党魁,那么成天喋喋不休,宣扬非工业化理念的甘地,就成为实现他的政治抱负的最大障碍。78岁的甘地一天到晚指责印度政府日益腐败,谴责各部部长举行盛大豪华的酒宴而不顾数百万难民的饿死,指责印度的新生知识分子打算使国家工业化,而不关心农民利益,尼赫鲁巴不得他赶紧死掉才好。

一部分极端右翼印度教分子,也对甘地大为不满,扬言要刺杀他。一个名叫纳图拉姆·戈德森(Nathuram Godse)的印度教狂热分子在1947年8月的一场印度教徒小型集会上叫嚣:“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将手无寸铁的印度教徒置于敌人的魔爪之中。今天,印度难民正忍饥挨饿,奄奄一息,然而甘地却维护穆斯林压迫者。印度妇女宁愿焚身自殉也不愿遭人奸污,然而甘地却声称:‘受害者乃胜利者。’受害者中可能有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已经被肢解,成群的秃鹫正在撕吞她的躯体。光天化日之下,印度妇女惨遭蹂躏。但是,面对上述暴行,国大党的懦夫们居然无动于衷。这种局面持续到何时才能结束?我们究竟能忍耐到何年何月?”

纳图拉姆·戈德森隶属于一个叫做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asevak Sangh,简称RSS)的组织。该组织于甘地在国大党掌权五年后即1925年创立。甘地虽然表面上推行非暴力,但实质上是唯印度教独尊,因此极大催生了印度教的狂热教派情绪,因此这个组织一成立,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极端主义性质。他们的宗旨是“保护印度教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促进其全面发展,进而复兴古代印度教国家”。

国民志愿服务团顽固地反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的政治主张,反对甘地的非暴力学说,主张建立一个印度教徒统治的国家,宣扬印度种族优于其他种族,妄图重新建立大印度帝国。在他们设想的印度社会里,将没有穆斯林一席之地。今天的印度人民党就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政治派别,现任印度总理莫迪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国民志愿服务团,并一步步升任该党党魁。

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甘地自己催生出来的激进派别居然要刺杀甘地。右翼激进思潮一旦泛滥,就会变得难以驾驭,除了希特勒这种疯子能继续随浪潮起舞,其他掀起右翼激进思潮的政治家,最终往往会被其吞没。其实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更加常见。比如曾作为黑龙会高层以及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半生都在谋划侵占中国东北,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被日本右翼军国分子刺杀了,理由是犬养毅对东北的稳健消化策略被认为过于保守。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点燃了美国右翼分子的激情,如果他不能持续满足右翼分子的愿望,而打算后退妥协,则同样会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

甘地呢?他其实也希望自己赶紧被人刺杀。他已经78岁,由于常年素食、绝食,身体已经变得十分衰弱,弄不好随时会挂掉。如果他死了,他的理念很快就会被人淡忘。但如果被人刺杀,意义就完全不同:这会在甘地的信徒中间激发起强烈的宗教情感,那么他的理念就会被最大程度地传承下去。由于甘地在英国留学,并且对于基督教有很深的研究,那么就不可能不知道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圣贝克特事件”: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被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身边的骑士刺杀身亡后封为圣徒,亨利二世则遭遇众叛亲离,并揭开了此后数百年间英国王权的一步步瓦解的序幕。

于是就出现了非常诡异的一幕:明明到处极端分子和暴力活动,并且已经有人扬言要刺杀甘地,甘地仍然四处参加公开活动,并且身边少有警卫。警察局也十分诡异地处处放水,明明已侦查到有极端印度教徒谋划刺杀甘地,居然装作没这回事,坐视刺杀发生。

1948年1月20日,甘地将在比尔拉公寓与信徒们举行晚祷会。这时,有6个人钻进了海洋饭店第40号房间。这6个人就是纳图拉姆·戈德森和他纠集的另外5名同伙。他们准备的刺杀武器包括一支老式手枪,两颗手榴弹和一枚炸弹。他们点燃了炸弹的引爆线,然而此次计划失败了,由于人群的骚乱,他们没有成功地接近甘地。警察只逮住了其中一人,其余的人都逃跑了。但是,警局的调查工作一直不力,负责人是个名叫桑言维的老警官,此人即将卸任,对此案件并不上心。

1948年1月30日下午5点10分,甘地出现在人群围成的通道尽头,他缓缓地走过来。人群中的戈德森知道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当甘地走到离他只有 三步远的时候,戈德森向前走了两步,他按照印度传统的行礼方式,把手放在胸前,向甘地鞠躬。甘地看着戈德森,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你来晚了”。就在此时,戈德森突然亮出手枪,对准半米之外的甘地袒露的胸膛,扣动了扳机。自动手枪连发三响,殷红的血立刻染红了洁白的土布拖地,甘地双手合十,似乎想迈出最后一步,口中喃喃念到:“神啊!”随后徐徐倒地。倒地时,这一双手合十的姿势依然未变。

甘地被刺后被正式封神,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印度精神的一部分。尼赫鲁终于可以推行自己的工业化路线,从1948至1962年,印度实行了类似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发展计划,直到1962年中印战争失败,尼赫鲁声望大跌并郁郁去世,高举甘地旗帜的保守派卷土重来,印度工业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可以说戛然而止。戈德森在一年后被处以绞刑,他所在的国民志愿服务团被宣布为非法组织,1949年7月,该组织与政府达成协议,保证今后不介入政治斗争,只从事宗教和文化活动,因而才恢复合法地位,到了六十年代又逐渐活跃起来。

甘地遇刺六十周年纪念活动

甘地的同时代人,主张暴力革命,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者Manmath Nath Gupta评价道:

“如果那个短视的傻货没有暗杀甘地,让甘地跟所有血肉之躯一样自然老死,那么我相信,他一定会像维诺巴·巴维(Vinoba Bhave,甘地的弟子,Gupta称他为甘地的“蹩脚模仿者”)一样,死的轻如鸿毛。”

甘地死后,印度知识分子面对着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如果分裂是本来可以避免的,那么导致分裂的领导人(甘地)就需要遭到谴责;但是如果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甘地一再宣扬的所谓优秀的印度文化,最终却导致了宗教冲突不可调和,难道不就是一笔令人羞愧的遗产?无论做哪个选择,结果都是让人很不舒服的。所以印度知识界很少讨论这个问题。按照印度传统无敌的精神胜利法:感到不爽的事情,就当它不存在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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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政党渊源


20世纪初至40年代,印度产生了各种性质和类型的政党,如全印穆斯林联盟、印度教大会党、阿卡利党、社会党、前进同盟、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等。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地位后,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1952年第一次大选时,全国有大小政党 192个。以后一些政党不断发生分裂、改组或合并。

目前在任的印度总理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1980年4月在瓦杰帕伊的领导下从原人民党(印度)分立,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印度人民同盟,是印度教准军事团体——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asevak Sangh,简称RSS)的政治派别。印度人民同盟鼓吹要依据印度教文化重建印度,并且呼吁组成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

要搞清楚印度人民党的主张,只要搞清楚什么是“国民志愿服务团”就可以了。

1925年,RSS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那格浦尔市成立,创始人为K·B·海德戈瓦。当时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日趋激烈,再加上马哈拉施特拉是印度教教派情绪最狂热的地区,因此这个组织一成立,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极端主义性质。他们的宗旨是“保护印度教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促进其全面发展,进而复兴古代印度教国家”。RSS还有并行的妇女组织“全国妇女志愿者委员会”(Rashtra Sevika Samiti,简写也是RSS)。

除了教派宗教特征,RSS还具有强烈的右翼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性质。他们的宗旨是鼓吹“复兴印度教国家”,要求“种族和文化纯洁”。

RSS要求信徒具有铁的纪律,另外,各级领导也必须关心和体贴自己的成员,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在二战中,他们公开膜拜希特勒。战后,他们又推崇以色列。

1948年2月,由于该组织前成员、印度教狂热分子纳图拉姆·戈德森刺杀了主张宗教宽容、阻止教派冲突的圣雄甘地,刚独立的印度政府宣布它为非法组织。1949年7月,该组织与尼赫鲁政府达成协议,保证今后不介入政治斗争,只从事宗教和文化活动,才恢复合法地位。

该组织除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外,并不排除暴力斗争形式,因此非常注重发展青少年成员,并对他们实行半军事训练。国民志服务团在各大城市大量招收中学生,设置训练营地,对十岁以上的成员进行集训。集训期间,要求这些人过苦行生活,练习摔打格斗,使用刀枪棍棒等。因此,人们称这个组织为准军事组织。

RSS在进行体能训练

印度虽然有1000多个政党,但实际上就是国大党,印度人民党和印共三足鼎立。其中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都有执政经历,特别是国大党更是有长期执政的历史,国大党又长期把持在尼赫鲁·甘地家族中。

而印共两大派类似1927年前的中共,在印度国民议会中作为最大在野党存在。1977年,印共(马)领导的左翼阵线趁国大党内乱,接连成功抢夺了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两地的执政权。此后,这两块位于孟加拉国两侧的邦成为印度最为巩固的红色堡垒。迄今为止,共产党只在1988年的特里普拉邦选举中失守过一次;在西孟加拉邦,则连续执政了34年,是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地方政府。

尽管丢掉了枪杆子,长期浸润在体制内,印度共产党人却能始终保持革命激情,既没有像欧洲同僚们那样变色,一步步“社会党”化,也没有像亚洲多数共产党那样“群众党”化。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印度农民长期生活困苦,贫富差距过大,存在共产主义生存的土壤。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有人形象地形容,印度10.5亿人口中有80%以上生活在“牛车经济”中,连自行车都买不起;另有15%的人生活在“两轮车经济”中,他们买得起小型摩托车;只有2%的人生活在“飞机经济”中,他们独占了印度经济“奇迹”的成果。

2004年,印度共产党中斗争性最强的一支——印共(毛)正式成立,将印共(马列)中的“人民游击军”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以及散落小武装重新整合成一个集体,走上了开辟农村红色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印共(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为指导,主张在印度发动“持久人民战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印共(毛)虽然被称为“共匪”(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但并非一介草莽,而是有着完整的指导武装斗争的理论框架。

2007年1月,其在秘密召开的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指导该党今后工作的5个纲领性文件——《高举马列毛主义的光辉旗帜》、《党纲》、《党章》、《印度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决议》。

在《党章》中,印共(毛)决心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印共(毛)将自己的奋斗目标划分为3个阶段:近期目标是建立一个紧凑的红色革命区域,这个区域从尼泊尔边界到比哈尔邦再到安得拉邦,同时寻求人民民主;中期目标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印度继续开展已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以“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为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终极目标是通过长时间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印共(毛)甫一成立,就得到社会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迅速发展壮大并跻身为印度政府的头号心腹大患。(参见王静:《印度政府围剿印共(毛)的阶段、战略及成效》,《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2期。)

毛派武装分成三部分:主力军,游击队,民兵。目前主力军至少有一万人左右,但枪炮不到6000支,大量使用AK47,来复枪,卡宾枪,手枪等武器,爆炸物主要是手雷和地雷。还有技术团队小工厂,能生产简易枪支,弹药,修理武器。游击队人数是个谜,因为很难统计,民兵大约有五万人左右。虽然武器不如政府军,但他们的组织能力,指挥能力,作战能力都不输给政府军,甚至更强,因为他们为解放印度人民而战。

印共(毛)控制的地区北起尼泊尔边境,南至安得拉邦南部山区,大约覆盖印度9个邦中的180个县(2009年),约1.8亿人口。这片区域被称为“红色走廊”,也是现代印度中文盲率最高、最为贫穷的地带,涵盖了安得拉邦、比哈尔邦、恰蒂斯加尔邦、贾坎德邦、中央邦、奥里萨邦、北方邦和西孟加拉邦的部分地区,相当于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1937年)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印度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在美国和以色列等国情报部门的帮助下,2009年11月,印度政府对印共(毛)展开了大规模的剿灭战争。尽管印度政府一直否认这样一场战争的存在,但根据媒体广泛报道,该战争被命名为“绿色狩猎战争”。

2012年12月在新德里召开的“人民反战论坛”集会上,《红星照耀印度》的作者、瑞士作家简·米达尔(明显是向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致敬)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样一场战争的存在。

经历了16天游击队丛林之旅的简·米达尔认为,印度政府发动的“绿色狩猎战争”本质上是一场针对人民的战争:

“如今印度正在发生一场对人民的残酷战争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2010年我在切蒂斯格尔邦,亲眼目睹了印度政府对贱民和部落民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全副武装的统治精英冷酷地将人民从土地上和森林中赶走。村庄被烧毁、妇女被奸淫,人民的尊严被冰冷地践踏。那些试图保护自己的人被污名为‘恐怖主义者’。这场战争以残忍的方式进行,并且完全置印度现有法律于不顾。”( 参见简·米达尔:《关于团结印度人民的讨论》,《人民进行曲——来自印度革命的声音》,2011年3月。)

关于这场战争的残酷程度,简?米达尔表示:“这场战争以不可思议的规模和范围在剿灭毛派叛乱的旗号下展开了。这个国家1/5的人口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这是一场远比克什米尔或者阿富汗或者伊拉克战争更为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印度毫无秘密可言,真正促使政府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世界上最好的铁矿石。……如果说这场战争是按照某个脚本进行的话,那么脚本的导演就是塔塔钢铁公司和埃萨钢铁公司。

在印度政府强大的剿灭攻势下,印共(毛)中央层领导遭受的损失是灾难性的:截止至2011年底,16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2名被击毙,7名遭到逮捕。39名中央委员中(包括政治局委员),共有18人被“中和”——即5人被击毙,13人被逮捕。而印共(毛)区域、邦以及地区级别领导人的损失也是惊人的,这迫使毛主义运动陷入被动防御的状态。

印共(毛)和当年的中共一样,武装力量的薄弱,不能与政府进行正面抗衡,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国际上,印共(毛)的活动始终缺乏外界强有力的支援。这意味着印共(毛)的资金与武器装备将长期不足,没有斗争的资本。早在印共(毛)成立伊始,中国就撇清了和它的关系。2005年,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公开表示:

“我们不清楚这些武装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他们要这样称呼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但中国与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境内也没有任何组织或团体与他们有任何联系。”

印共(毛)派虽然打着我国领袖毛泽东的旗号,但是缺乏一个真正的类似毛泽东的人物来改造该党派,建立高效的领导核心,因此始终并不能对印度现政府构成实质的威胁。自印共(毛)产生伊始,分裂就一直伴随着这个组织。毛派自身陆续产生了许多派系,彼此之间存在尖锐矛盾,甚至发生了多起武装冲突,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换句话说,印共(毛)不仅没有毛泽东,张国焘倒是有一大堆……

如果用中国历史简单粗暴地类比一下,现在的印度就如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直接平移到当今世界。国大党就相当于孙中山活着时候的国民党,印共就相当于没有毛泽东的中共,而印度人民党就相当于弱化版的纳粹党(或者强化版的蒋介石时期的国民党),中国当年那些军阀,则相当于都放下武器,当上了地方长官。

如今的印度,就是许多人心中那个罗曼蒂克的民国。

其实近代的中国与近代印度情况很类似。腐朽无能的满清政府对于中国也是一种外族殖民统治,并越来越沦为帝国列强奴役中国的工具。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之后崛起的各地军阀,大都成为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对中国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继续不断反抗,但屡战屡败。虽说华夏文明的本色是奋起反抗外辱,但当时的中国受到满清奴役二百多年,底层人民已经麻木,汉唐之时的精气神早已丧失殆尽。当时的底层中国人类似底层印度人,也没有什么国家意识,谁来统治都无所谓。旧中国各种邪教组织横行,跟笃信宗教的印度人差别也不算太大。

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处境比印度更差,大概率走上与印度类似的道路,甚至不如印度。如果是与国大党类似的国民党继续掌权,中国只能继续沦为棋子。以中国的地缘形势,保持独立统一不符合大国博弈的需要,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甘肃、宁夏等非边疆地区大概率是要分裂出去。中国的社会状况也会与印度类似,文盲率超高,一亿“文明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一带,其他十亿皆“牲口”。山头派系盘根错节,地方豪门威震一方,中央权威涣散,贪污腐败效率低下,老百姓家家供着神龛,各种会道门横行,说不定LHZ也会成为身价亿万的“宗教大师”,在国内拥有亿万信徒。

如果对照二十世纪的的世界史,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实现工业化,一共只有三种路径。第一是英式自由民主路径,第二是极右翼国家民族主义(法西斯)路径,第三种是极左翼共产主义路径。其中自由民主路径是先发国家的特权,后发国家如果一味效仿,往往走向拉美化,即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后发国家只有从后两种路径中二选一,既依托国家集体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工业化。德日是走法西斯路径实现工业化的典型代表,苏联则是走共产主义路径的典型。很多人认为美国是第一种,其实美国是一二的混合。中国也不是纯粹的第三种,而是一三的混合。

印度的工业化道路,看起来则是一二三的综合。建国初期,尼赫鲁尝试苏联道路,在他死后,国大党长期以来坚持走自由民主路线,印度的工业发展基本陷于停滞。由于工业停滞,印度的经济结构畸形,服务业占到GDP一半以上,90%劳动者是非正式雇佣,正式经济部门只雇佣了6到8个点的劳动力,其中三分之二是在政府岗位上就业。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国多40%,但产量比中国少一半。 过去印度最成功的产业是IT业,但只雇佣了2%劳动力。即便在高科技产业中,印度的劳动生产率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国家再分配的能力低下。三分之二政府补贴给了比较富裕的农民,而不是真正的穷人;80%医疗开支是私人医疗;五分之一儿童从未上过学。军费开支是所有扶贫开支的总和。

国大党长期废柴,印共距离武装夺取政权也是遥遥无期,印度人终于对现状忍无可忍,于是走极右翼国家民族主义路线的莫迪上台。

莫迪老仙在各方面都像弱化版的希魔:出身卑微(莫迪的种姓是贱民),依靠煽动对特定群体的仇恨(穆斯林VS犹太人和共产党)以及发展经济赢得拥护,私生活克制、简朴,完全投身于工作,拥有深入高度组织纪律性的社团(国民志愿服务团VS冲锋队)作为力量基础,在国内具有极高的支持率。在新德里时间2017年3月11日结束的印度邦立法会选举中,总理莫迪领衔的印度人民党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取得压倒性胜利,在邦立法会的403个席位中赢得了324个之多——在人口众多、宗教多元、种姓割裂的北方邦,印度人民党能够取得如此绝对多数,可以说是史上罕见。特别是在经历了2016年末的废钞风波以后,这场大胜意义更显得非同小可。

莫迪的两条秘诀:

一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与其族群之间为了一个小蛋糕而争的头破血流,不如大家坐下来共商大计,做个大蛋糕再分,赢得了从前相互斗得头破血流的各个族群的共同拥护。如果国内的“帕累托改进”达到尽头,印度一定会寻求向外寻找寻找蛋糕,这就会与正在寻求建立“一带一路”的中国产生矛盾。

二是对内团结,一致对外。让破碎割裂的印度政治版图统一起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显然不在内部而在外部。对于印度来说,巴基斯坦是天然的敌人。此外,中国也是印度的一个潜在敌人选项。

印度教相信轮回,而这导致它对历史非常忽视,甘地曾说,历史是对自然的打断。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印度领导人会肆无忌惮地用神话传说代替历史,并以此来主张自己的国土范围(这点倒是与韩国雷同)。相对于神话,以英属印度或大英帝国的历史为依据,印度人已经认为是相当靠谱了。印度右翼分子把昔日大英帝国的辉煌当作是印度的辉煌,妄图实现大印度帝国的“复兴”。莫迪的内心八成也是这种看法。印度如果在印度人民党的带领下崛起,对于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个大麻烦。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帮助印度兴建基础设施,助力印度工业化,那就如同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大力扶持普鲁士一般。虽然中美是对手,但是一个独立且虚弱的印度,却是中美的利益共同点。如何在避免印度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同时,使中印达成友好互利合作,是摆在中国政治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因此,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夸赞甘地,也就成为中国的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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